每經評論員 付克友

胖東來是“網紅”的，又是孤獨的。它的“網紅”，來自它的孤獨。越是孤獨，越是“網紅”；越是“網紅”，又越是孤獨。

比如近日，胖東來新店2%招聘崗位（約20個崗位）擬面向刑釋人員（刑滿釋放人員），一石激起千層浪。因為它的特立獨行，甚至引來炒作質疑。

8月10日，胖東來發(fā)布說明回應稱，此次招聘刑釋人員，是基于人性的善良和美好；同時也倡導社會對刑釋人員不歧視、不戴有色眼鏡，讓他們能夠被社會善良寬容地接納，擁有平等的尊嚴、人格和追求生命幸福的機會及權利。

顯然，胖東來希望有更多的同行者。但情況可能不是那么樂觀，胖東來還在唱著“獨角戲”。

為什么是胖東來

客觀地說，公眾對于刑釋人員有著刻板的印象和深刻的成見。這種印象和成見，非一日之寒，也不可能一朝一夕改變。

就拿胖東來這次招聘來說，滿屏的熱搜話題是什么？

“胖東來招聘服刑人員”“胖東來招聘服刑人員顧客該支持嗎”“胖東來招聘服刑人員需平衡善意和安全”“招了服刑人員的胖東來你還敢去嗎”……乍一看，還以為監(jiān)獄可以聯網，在押服刑人員在胖東來上班。

危言聳聽的背后，是普遍的安全焦慮。

胖東來愿意給刑滿釋放人員機會，不是心血來潮，也不是孤立的商業(yè)決策。它契合胖東來一以貫之的品牌理念——愛和自由?；谶@種品牌理念，胖東來推己及人，而至不同的社會群體，包括刑滿釋放人員。

按照于東來的說法，胖東來一直希望用愛心來管理和對待員工，并已逐漸形成制度。如果上級在工作中對下屬發(fā)脾氣或者呵斥下屬，將罰款4000元到10萬元不等。

胖東來被媒體廣為報道的“委屈獎”，員工工作期間被無故指責，補償5000元以上；被辱罵，補償10000元以上；被打，補償30000元以上。同時，還追究當事顧客法律責任。

另外，為員工配備空調服、基層月薪近萬元、員工每年有150天到180天的假期……這一切的結果，是員工流失率只有微不足道的0.94%。

而令人佩服的是，胖東來對員工越好，它的生意就越旺，流量就越大，收益反而更高，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(huán)的品牌價值驅動模式。同時，內部的高效管理消化了推高的人力成本。

胖東來敢于給刑滿釋放人員機會，是因為它站在道德高地，相信愛和自由的品牌價值觀，可以戰(zhàn)勝消費者對于刑釋人員的不安與憂慮。而基于高效的內部管理機制，可以給予員工足夠的薪酬，穩(wěn)定軍心，消解非分之想。

它有這樣的底氣和勇氣。

胖東來也相信，它的這套人性化經營理念和優(yōu)渥待遇，可以讓刑釋人員充滿忠誠度和歸宿感。那些曾走過彎路的人，一旦獲得重塑人生的機會，可能會爆發(fā)出超乎尋常的感恩與勤奮。

這是人力資源重構的另一種商業(yè)智慧。

一個“胖東來”還不夠

就像很多商超學胖東來最后都學不到家，對于更多普通的企業(yè)，它們可能也不敢冒著類似的道德風險，去違逆公眾心理。

凝視胖東來的招聘啟事，它已然成為社會包容度的一塊試金石。這2%戳中了社會的“信任恐懼癥”，也讓刑釋人員就業(yè)難、回歸難的社會問題擺上桌面。

什么是刑釋人員？顧名思義，指服刑期滿且刑罰執(zhí)行完畢，依法解除監(jiān)禁回歸社會的公民。其核心特征是刑罰終結、身份恢復，除非法律限制，他們的權利與其他居民平等，包括就業(yè)權利的平等。

然而，刑釋人員走出有形的高墻易，走出無形的高墻難。

統(tǒng)計數據顯示，70%刑釋人員因“前科標簽”被職場拒之門外，三年內再就業(yè)率不足40%。他們并沒有從無形的高墻中，獲得徹底的“釋放”。

刑釋人員的就業(yè)，由此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。

一方面，刑釋人員不能充分就業(yè)，是社會人力資源的損失；另一方面，刑釋人員不能回歸社會，成為社會治理的不穩(wěn)定因素。

研究揭示，刑釋人員再犯罪率與其就業(yè)狀況存在緊密關系。當合法謀生之路被堵死，重蹈覆轍的陰影便悄然蔓延。

因此，當社會以安全之名將他們邊緣化，實際付出了更大的安全成本。

胖東來的“2%實驗”，不止是20個人的新生機會，本質上是對制度性缺口的填補，是為整個社會風險系數做減法。應該感謝胖東來，將這個社會問題挑明，引發(fā)社會關注，推動問題的解決。

這是一種珍貴的商業(yè)文明表達。

呼喚更多“胖東來”

但全面解決刑釋人員的就業(yè)問題，僅有一個胖東來是遠遠不夠的。這是一個系統(tǒng)工程，還需要更多的企業(yè)“接力”。

胖東來為此提供了一個具有參照價值的樣本。其“分階段、強管理、重轉化”的策略，既是對法律底線的尊重，也是對企業(yè)社會責任的務實探索。同時，善意的底層體現的是“以人為本”的商業(yè)哲學，前提則是精密的人力資本管理。

它還需要政府與企業(yè)合力，共建相應的激勵機制。

當前刑釋人員就業(yè)幫扶，多停留在“政策號召”層面，缺乏精準落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設計，相關部門需扮演“資源整合者”角色。比如，對接收刑釋人員的企業(yè)提供一定的補貼激勵，司法社工機構提供專業(yè)心理支持與技能培訓，解決企業(yè)的后顧之憂。

它還需要制度與民心共振，消除社會的安全擔憂。

公眾的心理高墻，本質是對“安全風險”的不確定性焦慮，可以通過“制度保障-社會參與”的雙向溝通機制破解。當制度為善意兜底，社會用行動替代質疑，包容將不再是“少數人的勇敢”，而成為“多數人的自覺”。

如此，“制度創(chuàng)新”激活社會資本，“商業(yè)向善”重構競爭力，“包容之心”拆除偏見藩籬，多方協同發(fā)力，才能消除社會對刑釋人員的無形高墻。

如此，才能建立和完善支持刑滿釋放人員的再就業(yè)機制，推動他們更好地回歸社會。

這方面，國外一些國家的實踐提供了他山之石。比如，挪威監(jiān)獄系統(tǒng)將再犯率壓至20%左右，遠低于歐美60%~70%的普遍水平，其核心正在于全社會對“重生之路”的支撐，其刑釋人員就業(yè)率高達70%以上，社會接納成為堅固的安全護欄。

善意2%，文明100%。對“改過自新者”接納的程度，是丈量社會健康與韌性的標尺。讓刑釋人員獲得徹底“釋放”，亟待更多“胖東來”接力，推動社會進步的理性選擇，照亮更多人的重生之路。

在這件事上，胖東來不能再孤獨。